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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谈读书

[ ] 作者:钟敬文 来源: 文摘 分享到:
 

我是八岁那年上学的。那时候头上还留着一条小辫子。读的自然是“三字经”和“论语”、“孟子”之类。先生整天板着面孔。书的内容已经引不起兴趣,而教法又是那样的古老—只有点书、背书,却没有讲解。老实说,在那些时候,读书简直就是一种苦刑。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不免要皱眉头呢。

我对书籍开始感兴趣,是从蒙馆转到区镇小学之后。那时候的小学,尽管说是一种新式教育,实际上旧的气味还相当浓厚。教的自然是国文、算术、格致、图画、体操等功课。但作起文章来,往往还是议论之类,课外读的书也是那些“古文析义”、“古文辞类纂”、“纲鉴易知录”等。这些总算稍稍引起我的兴味了。而更加有引诱力的是那种读诗和作诗的空气。这自然不是在课程内的,可是,由于旧日读书界风气多少还遗留着,而所谓教员也多半是秀才或者进过旧日试场的,因此学校是一些高年班的同学——他们的年纪有的已经二十以上,在正式功课之外,多少不免哼几首或者来几句。有时候,抓到一个题目,你唱我和,闹得“不亦乐乎”。我年纪尽管小,兴致却不比他们弱。因此,就拼命搜读着诗集和诗话(《随园诗话》,是那时候读得最熟的一部,差不多能够随便背出那里面自己喜欢的许多诗句)。

这在我后来的生活上差不多成了一种支配的兴趣。尽管在做着什么工作,如果有点闲工夫看看书,总是拿起一本诗集或诗论的东西来。读起这方面的作品,在心理上不单单是最少抵抗力的,而且是最容易感觉快乐的。这种情形,恐怕要维持到我活着的最后那一天。

可是,由于社会情势的不同,由于个人经历和心情的变迁,过去在这方面所读的书,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从古近体诗到小令散曲,从白居易、苏东坡、陈简斋到惠特曼、卡彭脱、马雅可夫斯基,从《石林诗话》、《说诗啐语》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波亚罗的《诗艺术》……真是五光十色。可是寻找起来,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线索,因为一个人到底是他所生息其中的社会的孩子。他的阅读思考和一切行动,都不能够不受它的制约。而社会本身又是有着严明的规律的。

我的读书,主要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暗中摸索,因此不免有许多地方是走了冤枉路的。

最初耽爱的是文学方面、历史一类的书籍,也曾打动过我少年时期的心情,可是到底敌不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吸引力量。出了小学堂,我曾经有一整年时间,躲在光线暗弱的楼棚角圈诵读着《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钞》和《八家四六文选》等。

进了中学我的兴趣却稍稍转变了,尽管书案上还放着《禅月集》、《渔洋精华录》,可是更迷惑我的,却是赫克尔的《宇宙之谜》(“一元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罗素的《哲学问题》等。往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诵读的主要对象是神话学、民俗学、土俗志、人类学和宗教学等。在这方面,我杂读了欧美和日本的好些名著。这个时期,我的阅读,多少是有意识的。因为我妄想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方面建立自己的学绩。

自从日本侵略的铁骑闯进国门以后,辛辛苦苦搜集的许多图书、资料丢散了,生活的安定失去了。因为战斗情绪的昂扬,我暂时走出了书斋,去做谈政治、写宣言的工作。可是“英雄梦不许诗人做”,书呆子到底只会回到书斋去。因为过去那种学问上的野心,一时挨战火烧毁了,而教的又总是文艺方面的功课,这时候,我重新细心地研读起《文心雕龙》、《艺术哲学》、《拉奥孔》、《从社会学观点看的艺术》、《科学的艺术论》等。身边尽管还带着吕淮·布鲁的《原始人心理的机能》一类的名著,可是已经很

少打开来读了。

粗粗地回顾一下,我过去诵读书籍的杂乱就很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够专心些呢?假如我一向就把精力集中在文艺理论或文学作品上,现在不是该有比较满意的一点成就么?这是我近年有时候要在心上浮起的感叹。可是认真想起来,过去的杂乱诵读也不是完全白费金钱和脑力的。比如我现在对于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功利性以及民众创作力等的认识,能够比较深入一些,这多少就靠了过去对于原始艺术和民间文艺多用了一点功夫。那些民俗学、人类学和土俗志的名著并不是白读的。如果当年不诵读那些书籍,也许在别的点上可能比较有些心得,可是在这方面却未必有现在的收获了。幸和不幸,往往是互相倚伏的。

现在一般谈到读书方法的人,大都主张要有计划。比如说,某些入门书应该先读,某些比较深沉的著作应该放在后面。某些书是一定要读的,某些则可以不读,或者根本不该提到它。我们读书正像造房子或缝衣服一样,要有一定的选择和工作的程序。这种说法自然很有道理。能够照着做去,成绩也许会很显著。可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却不是这样循规蹈矩的。我已经提过,我的读书趋向并不是很固定的。在这个时期这类的书是我的女皇。在另一个时期里,她可能已经变成弃儿,而另一类的东西完全代替了她的地位。和这相像,我的诵读某一类书也并不是怎样严密计划过的。有时候我的心意忽然整饬起来,要给自己的诵读一个“理想的”程序。开起书单,规定进展,好像一定会照着实行的样子。可是,结果呢,事实和理想总是差得很远。这自然要怪我的毅力不够,或者客观的、条件不凑巧,而我的不规矩的读书法,也没有疑问是有毛病的。

可是,我多少有点怀疑,读书究竟和造房子之类比较机械的工作,在性质上是否“完全”一样?读书是一种偏于心理的活动,它该有它相对的自己的规律。事实上,我们预定要读的,往往倒没有去过眼。那些由于偶然的兴味或者迫于某种特殊需要去读的,却占着很大数目。在效果上,我们也不能够说后者定不如前者。平心地检查起来,我自己倒是从后者得到许多好处的。例如我因为研究民俗,就自然地读起先史学、考古学和宗教学一类的书来。而这方面的阅读,并不一定是由浅入深,或者非名著不读的。又因为对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雏形”感兴趣,就尽量搜读着他的(连到他那一派的)社会学的许多著作。这种“瓜蔓式的”读书法,也许有不少浪费或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太看轻它的自然性和可能的益处。我决不反对有计划的阅读。只以为它不一定是唯一的道路。许多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恐怕未必只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

现在是一个匆忙的时代。事情是那么繁复,生活是那么紧张。从前白头专一经的情形,已经和我们的时代太不合拍了!我们生在讲效率的时代,生在争速率的时代。今天我们要有十倍于孔子时代读书人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得吸收得分外敏捷些。据说,美国的大学生,在一个假期里教授往往指定了许多书要他们阅读。那些书的分量,在过去时代的读书人,也许是足足可以读一辈子的。现在,不但阅读范围推广了,读书的技术也大大进步。好像用“卡片摘记”的方法就是一种。这种方法,可以备忘和便于应用,是一般人所看重的。我自己自然是个时代的孩子。我泛滥地读许多性质不同的东西。

记得有个时期,我整天关在那座九层楼的图书馆里,常常从第一层的“书目”之类钻到第九层的“娱乐”之类的书仓,活像一只谷仓的耗子。本来也许是想去检读某一本书的,但是结果却迷失在书的大海里了。

这种情形, 多少说出了我的“ 滥读” 。可是在另一面, 我却是坚持“精读主义”的。“如果我跟别人读得那么多,我就跟别人一样知道那么少了。”这句英国名学者的话,好像永远壮着我的胆(虽然我在没有读到它的时候,早就是一个精读主义者了)。有一部诗选,我差不多从小学时代读起,直到现在还时常放在枕头边或旅行的手提箧里。又像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法朗士的《易匹鸩尔的花园》、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高尔基的《回忆记》等,都是反复读到十次以上,而且有的还要继续反复下去的。小泉八云曾经劝日本学生说,当你想买一部新书的时候,你还是去把已读过的名著重新读一回罢。我爱买新书,可是我更加喜欢重温旧书。许多人不肯再读已经读过的好书。这大概由于贪多爱新,或者不深懂得书味和它的真正益处。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谈,那种味道决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要使书籍中的道理和文词,和我们深切联结起来,或者简直成了我们自己的血肉,那些随手翻翻或只映眼一过的书怎么办得到呢?那些潦草地零碎地摘下来的东西怎么办得到呢?因此,我常常要劝青年朋友熟读一些自己所喜欢的名著。这是他将来学问的一个重要泉源。泛泛之交满天下的人,往往是不容易得到一些真实友谊的援助的。也正因此,我对于现代一般流行的多读法和卡片主义,多少抱着批判的态度。“留意那一本书的人”,这是何等古老而又何等深隽的一句警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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