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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声,多么美

[ ] 作者: 朱永通 来源: 文摘 分享到:
 

 

 

上海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向学校提出要找这个孩子问话。校长断然说“不”——警方不能直接问孩子,但可让班主任和老师配合询问,因为这种做法撕裂亲情,践踏伦理,会对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成型的孩子造成心灵上的伤害,学校有责任保护其健康成长。

这一声坚定的“不”,为这个校长赢来了 “最牛校长” 的网评。

这久违的拒绝声,仿佛来自冬夜温暖的炉边,缭绕着呵护人性的醇香,沁人心扉。我的记忆之门不由地一次次洞开,走进同样迷人的拒绝声中。

梁文道先生在《我的老校长高锟》一文中,曾深情写到高锟校长的拒绝声。当年的高锟校长,在梁先生和一帮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看来不过是一个“糟老头”。他们不仅在报纸上发表含有“八年校长一事无成”的标题的文章来总结他的政绩,而且因高锟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 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学生会的学生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更出格的一次是,高锟在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时,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被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高锟憨厚的反问里,藏着掷地有声的拒绝声,只是面对学生,他理直气不壮,尽显温润本色。

面对“我的学生”, 上海那位校长和高锟都自觉地坚守教育的人性原则,始终把“保护”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在今天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即使是校长和教师,都难免深陷其中,把教育视为名利的阶梯,久而久之,他们中有人不仅把教育的目的抛在脑后,而且面对各种败坏教育的庸俗做法,早已丧失拒绝的能力,因为他们把权势和金钱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那些在教育的田地里像农民一样,虔诚地守护着教育的目的和原则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每次想起那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住尊严的教育者,我都肃然起敬。

写到这里,我的脑中不由浮现起林心明校长瘦弱的身影。自1994年创办福建泉州第二实验小学以来,林心明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中,让学校卓然站立在老百姓的心田。

林心明对于礼物的拒绝,在一些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林心明从不让任何人到他家里去谈工作的事。每个到学校找他的人,若是带着礼物,到门卫处,都要先把礼物放在门卫那里,谈完事必须带走。他的铁律是,不管是谁,一律平等,只要是合理之事,他都会尽力尽心办理,若是留下礼物的,事情的性质就改变了,就是交易了,他一定置之不理。

创校伊始,林心明就拒绝分什么实验班、重点班。所有新生入学,都是随机抽签安排的,包括学校所有教师子女就学也无例外。所有教师都很支持很配合,因为这已成为学校一个传统。

对于“不健康”的荣誉,林心明从来都是坚决说“不”的。有一次,学校的围棋队参加市里决赛,参赛的队里共有甲乙丙丁四名学生。带队的校外教练为了确保获得团队冠军,拟动员丙故意输给甲,并要求校长出面做工作。林心明却说:“这孩子在小学阶段也许只有这次参赛机会,为了学校而委屈他,我做不到!学校以集体名义扼杀个人,这对孩子个人成长是不公平的。学校不是为荣誉而生存的,学校是为孩子健康发展而存在的,学校若为了荣誉,不及其余,那是短视的,是反教育的‘负发展’!”

在林心明心中,不仅每个学生是他的宝贝,每个教师亦然。他拒绝给教师“排名次”,并高度警惕日常管理行为是否含有给教师“排名次” 的隐性评价。比如说编班,一些有钱有势的家长常常跑去找他说要挑哪个班,他就不留情面予以拒绝。也有家长找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师。他说,你这样让我很难办,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特点,没有什么好老师和坏老师。他是这样考虑的,校长亲自把这个孩子调到这个班,1234,几个班,你把这个班的老师当成1,就等于是看不起其他三个班的老师,这样是不是很难办?在他眼里,每个老师都是宝贝,每个老师都是最好的。

林心明始终对教师搞有偿家教和学生托管、寄养说“不”,他的理由很“迂腐”,却切合教育的基本原则:“教师应该努力成为精神世界丰富的群体,不能整天在物欲的洪流中翻滚。”

在以上三位校长的拒绝声响起之处,都摇曳着教育高贵的身影,多么美!

事实上, 在当下,不管是谁,都只能在细小的隙缝间做一些微小的尝试和努力,如果你想跟游戏规则说“不”,争取一点个人自由呼吸的空间,结果可想而知:你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因此,那些穿越俗世利益的拒绝声,自然多了些许悲壮美。

近日,一封《关于取消硕士生导师资格申请》的帖子,把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江南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张江南老师一次次响起的拒绝声,令我无比感佩。

张老师的请辞申请传到网上后,院长告诉他“允许你今年招一人”,但他拒绝了。“不能先羞辱我,再给我开恩,让我感激涕零。”事后,他引用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的说法来描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制度性的羞辱到日常性的羞辱。”

在张老师看来,学术绝不能作为权力掌控的东西,用项目经费做诱饵,用计件工资式的考核做罗网,把大学教师在学术和思想上应有的自由和道义担当扼杀殆尽。所以,他选择了默默对抗,坚决不申请“无聊的课题”,不攒“无真正学术内涵的文章”,而是把精力和心思花在难度与价值远远超过“写什么论文专著”的真正学术上。张老师翻译了英译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伊壁鸠鲁现存的所有文字、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六章、德文版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前两个契机、荷马《蛙鼠之战》、《古希腊罗马警句》近百篇,等等。许多译稿他都加上了自己的注释。

2003年,他创办“大樗树下”学术网站,发布收集、整理来的学术资料。网站最火的时候,文章的阅读量一天可以达到两三万人次。广告商和买主都找过他,“我见过不少学术网站和金钱沾边之后就变味甚至垮掉”,他断然拒绝了。

王小妮是张老师的同事,平时几乎没交往,当得知此事后,她的评价甚为精准:“当介入很深的学术状态后,学术赋予张江南力量,让他敢于反抗。”

其实,像张江南老师这样,以极其微弱的学术力量和满腔的教育理想艰难生存的教师,不乏其人。我的朋友许锡良君,是广东某高校的老师,他在博客如是写道,他曾尝试做一个另类的学者,但非常之难,因为,一系列逆淘汰的规则把他边缘化了。他也尝试着做一个脱离通常规则的大学教师,即无课题、无经费、无科研成果的“三无教授”,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书、做学问和上课,享受做一个教师纯粹的快乐。事实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个代价是非常之高的,高到差点要下岗。他有一大家人要靠他养活,上有七十岁的老母亲,下有一堆孩子(因故承担其弟两个孩子的抚养责任),这些家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也是“三无”人员:老人无养老金,孩子无户口、无学籍。

人不能仅仅为了物质而活,但紧巴巴的日子确实也容易挤瘪人的尊严,所以,如此处境之下发出的拒绝声尤为可贵,其坚守的姿态很孤独,也很悲壮,但很美。

我们中有些人耻谈理想和精神,认为权力和金钱就是一切,甚至就是宗教,就是信仰,它们肆无忌惮地损害着人性。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遭遇了异化,并在不知不觉中也参与了对人性的损害。

不久前,一位多年前我教过的高中学生虹来家里找我聊天。虹师范本科毕业后即失业,长期流落于我所栖身的X市当代课老师。前年,Z市的实验小学招考教师,虹刚好符合条件,就报名参考,并过五关斩六将,跻身进Z市公办教师的行列。有时候,身份的改变往往意味着甜蜜生活的到来。

没想到,刚一落座,虹就说:“朱老师,我现在越来越心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俗气了。原来在X市代课期间的基本工资每个月3000余元,加上其他福利,月均工资近4000元,平时吃住在学校,几乎没什么开销。我现在的月均工资约2000元,自己租房,吃自己的,每个月下来,虽不至于捉襟见肘,但也没见到什么钱。”她感慨,没想到地区差异如此之大!但这还不是她变俗的主要原因。

虹接着说:“我刚当班主任时,因初来乍到,很多事情不懂,就交给我搭班的老师处理,她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大大超出了我在X市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比如,一开学,她和我一起开班会课,她居然让家里有小轿车的小朋友举手,还分发了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让小朋友带回家给父母填写,其中父母各自的收入和家庭的年收入是必填的栏目之一。后来,她在班级名单上,做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标志,从班干部任命到座位安排,她都是根据名单上的‘身份’酌定的。我开始以为她比较‘异类’,没想到,我慢慢发现很多老师手上都有类似的名单。最为搞笑的是,每次不论大考小考,一改完试卷,就有很多老师拿着名单,在办公室公开给那些‘有身份’的家长通报孩子的成绩。后来我才明白,第一时间通报分数,也是一种‘待遇’。我为什么说我变俗呢,因为我从一开始的反感,到慢慢习惯,到现在居然也跟着这么干了。虽然站在讲台上面对孩子时,我经常会有愧疚感,但现在我已经习惯在心中给每个孩子按出身贵贱‘排序’了,而且自然而然地会在日常教育中‘区别对待’,比如,某某局长的孩子迟到了,我不至于大发雷霆,但某某市民的孩子,我可能会大动干戈,打电话给家长‘投诉’,或责令他到校接受我的训斥。以前在X市,我一年会读一些书,现在是看到书就打瞌睡啊。偶尔想想这些,我会骂自己怎么这么不要脸,但人首先要生存下去,要不要脸只能在其次了,每次我都这样安慰自己。”

我听后良久未开口。我知道,在几乎不可改变的环境中,人为了更有安全感的生存,不得不在媚俗中任由人性萎缩。只不过,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教育竟异化到如此荒唐的地步!

在一切几乎皆被异化的时代境况下,作为教师,应努力挣脱“我不过也是时代的受害者”的惯性思维,葆有职业的良知,对各种有可能污染职业并使之蒙羞的行为说“不”,让自己站立在职业的荣光之中。

亲爱的老师,当你每日行走在教育的田地里,是否反躬自省过:我学会拒绝了吗?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那个令我无比尊敬的老教师:吴非。他是教育界的“硬骨头”,他的“拒绝声”常常响彻我的心间,并让我明白这样的道理:人性的觉醒始于对强权的拒绝,也始于对日常看似平常的教育细节的谨慎和坚守。

1997年,吴非老师和南京师大附中的语文同仁作了一次大胆的作文教学尝试——组织高三的学生进行“高三社科论文写作”。这项教学活动延续了12年,其间,某校长听到吴非老师称赞学生有关文化建设的论文,热情地说:“我来把它寄到国务院去!”

吴非老师断然拒绝,他说:“不要把学生的文章当做自己的‘政绩’,用来吹牛抬轿子。再说,‘寄到国务院去’做什么呢?国务院是不负责改中学生作文的。”

在功利的时代和社会,自觉警惕功利的侵蚀,对领导如是,对学生亦然。吴非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坚决不收学生家长的任何东西。他曾说:“连学生家长给我一瓶醋,我都不要!”

    爱学生必须爱得纯粹,不容任何物质化的东西玷污。这是吴非老师“不近人情”的拒绝声背后迷人的“美德”!
责编: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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