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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记施蛰存先生

[ ] 作者:陈子善 来源: 文摘 分享到:
 

“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

每次去拜访施蛰存先生,都在午后三到四点之间,这是施先生会客的固定时间,二十多年如一日。除非特殊情形,我不会在上午去打扰他老人家,那是他的工作时间,也二十多年如一日了。

施先生住在上海愚园路上临街的一幢小洋楼里,二楼朝南,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合而为一。床头悬挂名人和友朋的字画,经常掉换,我记得起的就有康有为、沈从文、周退密、潘素等位。老式写字桌前小玻璃柜内陈放着他老人家近年雅兴大发搜集的文物古玩,都是玲珑剔透、惹人喜爱的小物件。有次我发现一尊印度的“欢喜佛”小雕像,不禁露出诧异的神色,老人家不动声色地说:“一位到过印度的老朋友送的,好玩不?”室外略嫌局促的走廊上则是高到天花板的木制书架,挤满了中外古今的文学书刊,我仔细浏览过,大都是八十年代以来印行的,以古典文学为主,偶尔也能翻出一、二本老人家三、四十年代的著译残本。施先生慷慨,每次我去翻书,总不忘提醒一句:“你如有兴趣,拿去就是!”

这位中国三十年代的大作家,引领一代风气的《现代》杂志的主编,被李欧梵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老人,自我认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间普普通通的小屋子里看书写作,会客答疑。我原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不清最初是怎么拜见施先生的,反正是既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像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等位,都是必须经常请益的,施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施先生虽然“窗开四面”(指现代小说、古典诗词、碑版书法和外国文学翻译四大方面),著作等身,名扬中外,但当时他老人家的研究重点在唐诗和词学上,写《唐诗百话》,编《词学》丛刊,忙得不亦乐乎。本来不应有太多的接触。不料八十年代以来,“新感觉派”时来运转,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重获评价,用他自己带点自嘲的话说,就是“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这就与我的专业发生这样那样较为密切的联系了。

日记中的施蛰存

查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昭苏日记》(20011月文化出版社初版),1985321日条下有:上午“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518日条下又有:“下午陈子善来”。这大概是我最初到施先生家去记的记载,但也不敢完全确定,也许更早些时候就已登门,施先生日记中失记了。所谓“取赵令扬字”。系指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来沪,慕名向施先生求字,施先生欣然挥毫,交我转达一事。后一次拜访已经全无记忆了。

幸好1997年秋到日本访学后,我开始记日记,因此留下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向施先生请教的记录,可在这里摘录数则。

1998330日下午,带台湾学者许秦蓁等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施先生仍很健谈,谓刘呐鸥是三分之一日本、三分之一台湾、三分之一上海洋场文化的混合。”

同年61日下午,带韩国留学生白承道、梁兑银夫妇访施先生,“谈三十年代‘现代’同人。据施先生回忆,当时上午900-下午400工作,400600逛书店,600以后回家,周六、日晚7001100则看电影(以外国片为多),一周大约要看二、三次电影,也去跳舞场,也去跑马厅,但听音乐会则较长。看电影是与朋友一起去,男或女的。但与戴望舒、杜衡一起玩的机会不多。邵洵美晚上要抽鸦片,也不大有机会一起玩。这些对理解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生活很有帮助。施先生在答问时强调‘上海永远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城市’,可谓至理名言”。

同年103日下午,与陆灏一起访施先生,“谈另一位文坛前辈所戏称的‘不喝酒、不抽烟、不嫖妓不算文人’,谈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会乐里‘长三’、‘么二’和‘野鸡’及‘私门子’”。同年1024日傍晚,陪台湾学者彭小妍、英国学者贺麦晓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戴望舒、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社团、文艺茶话会、书报检查制度和曾今可、虞岫云等。施先生记忆清楚,妙语如珠,实为翻检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部‘活字典’”。

1999220日下午访施先生,“得其赠《施蛰存散文》(浙江文艺版)一册,与其谈张竞生《性史》。施先生谓此书‘不灵’,有招摇撞骗之嫌。此书显然受当时西方的盛行的弗洛伊德、蔼理斯等人学说的影响,这类书当时西文也出了不少。张竞生此书轰动三、四个月后也就过时了。张在上海又开‘美的书店’,出版《第三种水》,也不成功,后来就回广东去了。又观赏张伯驹妻潘素的山水图卷,施先生谓当年‘八大胡同’是很出了些人才的。”

同年68日傍晚,陪李欧梵访施先生,陆灏也在座。“施先生畅谈三十年代文学、电影和自己的创作。施认为现在上海经济不错,文化不行,上海没有吴昌硕,北京没有齐白石。施并回忆二十年代(192324年间)在上海《时报》副刊(李涵秋主编)用施青萍笔名发表影评,评介德国默片电影《斩龙遇仙记》(即《尼布龙根指环》原型),同时推崇第一部默片《赖婚》和《璇宫艳史》等电影,他喜爱的电影明显是卓别林和邓波儿。施先生还回忆与邵洵美、项美丽吃过二次饭,一次与戴望舒等在知味观,邵、项不请自来。一次在北四川路新雅饭店请邵,项也来。项美丽后来去香港嫁一英国军官,邵洵美汇钱给项,被认为资助英国特务而受连累吃官司。施先生还回忆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很特别。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即坐在施先生临座。那次文代会是在吴淞路的一家原来的日本戏院里举行的,最后还合影留念。”

同年1124日傍晚访施先生,“数月不见,老人家更显清瘦,耳也更聋,但精神尚好,其时他正与师大中文系基地班学生漫谈,谈及钱锺书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锺书、施先生和另一位作家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锺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次日下午又访施先生,“交以拙编《饭后随笔》(上下),得知其正在读《马可·波罗游记》,还想读《遐庵谈艺录》和《骨董琐记》。施先生还问为什么还没有出版周作人的全集,应该出,可定书名为《知堂全集》。”

2000112日下午访施先生,“转达香港作家林真的问候。老人家幽默地说:耳越来越聋,心脏越跳越慢,记性越来越差,手写字越写越僵。”

同年22日下午,带刘呐鸥之子、台湾物理学家刘汉中夫妇访施先生,“谈刘呐欧1927年日记的发现和整理,谈刘呐欧全集的编辑,施先生对此事表示极大的关切”。

同年821日下午访施先生,“漫谈《北山楼诗》的编选,并请其在《云间语小录》、《北山谈艺录》上签名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救助地震灾民义卖之用。”

同年1226日下午带香港张历君、郭诗缘访施先生,“请施谈小说创作包括与弗洛伊德和心理学以及与外国电影的关系,施先生回忆当年心仪的电影明星是嘉宝、卓别林和邓波儿。”

够了,仅从上述不加修饰的简略记述,已完全可以看出施先生虽然已届期颐高龄,仍思路敏捷,真率可爱,在交谈中不时灵感迸发,睿智闪现。老人家所说的不仅是回忆三十年代文坛上事,更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严肃思考。

值得补充的是,关于鲁迅,关于三十年代与鲁迅的那场有名的论战,施先生从不主动谈起,若你问及,他会建议你先去认真读一读当时论战双方的文章,过后再来与他讨论。鲁迅称他“洋场恶少”,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早已淡然处之。他曾对我说过,鲁迅尖刻,与钱锺书差不多,“骂人”从不留情面的。今年出版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版),好评如潮,但书中对鲁迅与施先生之争的评判显然有欠公允,特别是书中称施先生当过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官”,更是“莫须有”的罪名,理应在此为施先生辩诬雪谤。

当时当了“书报检查官”的另有其人,就是“新感觉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时英。穆时英写过《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谈话中证实穆时英当时是跳舞场的常客,狐步舞确实跳得好。对穆时英去当“检查官”,施先生是不满的,至今仍感惋惜。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建议,把穆时英三十年代的影评和去香港后发表的散文搜集起来,编一本集子,必将大有助于穆时英研究。但我限于时间和条件,一直犹豫着没有动手,有负施先生的嘱托。

进入新世纪以来,施先生耳背越来越严重,去拜访他只能完全依靠笔谈了,再加师母谢世,老人家的精神明显大不如前。为了让他好休息,我尽可能少打扰,也不再带人去。但是只要去,施先生一定仍先吩咐保姆上茶,然后侃侃而“谈”(其实是写了)。像他这样几乎亲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作家、学者,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丰富而又深刻,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就看你的造化了。

阅尽人世沧桑,文苑冷暖,今天的施先生早已荣辱不惊。犹记1993年上海市授予他老人家上海文学艺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面对这迟到的荣誉,施先生公开表示:这个奖应该颁给青年人,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近年来他一直对我感慨,友朋凋零毕尽,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除了章克标,巴金一直在医院里,他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寂寞。最近一次与李欧梵先生拜访他时,谈到今年要为他贺百岁寿辰,他颇不以为然,“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下这篇小文,记下我所知道的施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由衷的敬意。

他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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